商報濰坊消息 “二戰期間，共有3765名中國受害勞工在三菱礦業被強制勞作，其中山東就有1555人。自2015年6月三菱方面提出和解意向之后，我們著手受害勞工及其遺屬的確認工作，然而到目前為止，全國僅有1200余人確認，作為重災區的山東也僅有320人確認并拿到了謝罪金。”8月13日，山東受害勞工維權進展通報會在濰坊高密舉辦，中國受害勞工聯誼會執行會長劉煥新通報維權最新進展。這位79歲的老人很著急，因為距離三菱提出“整體解決”的確認時間，只有一年多了。

8月13日，山東受害勞工維權進展通報會在濰坊高密舉行

二戰期間，日本強擄約39000名中國勞工到本土35家公司（135個作業場所）強制勞作。其中，3765人被送至三菱礦業株式會社及其承包公司（三菱材料株式會社前身，以下簡稱三菱公司），在極其惡劣的條件下勞動，722人身亡。

中國受害勞工的苦難被發現，不得不提一個人：劉連仁（劉煥新的父親）。他1944年被強擄至日本從事非人勞作，后逃至北海道的一個山洞穴居13年多，直到1958年1月底被發現。從上個世紀九十年代開始，在中日律師的幫助下，以劉連仁為代表的中國受害勞工便開始不間斷地向日本政府和企業維權。

山東受害勞工聯誼會執行會長劉利展示受害勞工資料

2007年，中國受害勞工在日本維權的通道被徹底關閉。2010年9月，山東在三菱公司的受害勞工委托“山東受害勞工法律援助團”向省高院提交訴狀，狀告其設在山東青島和煙臺的兩家企業，爭取權益：按要求其認清歷史，誠意謝罪；向受害勞工每人賠償30萬元；在日本每一個作業場所建立紀念碑或者紀念館，在中國建立紀念碑或者紀念館。2014年4月，山東三菱受害勞工再次遞交訴狀，除了維持原有的訴求外，謝罪金追加到每人100萬元。

2015年6月，三菱方面在北京約見中國受害勞工聯誼會執行會長劉煥新和山東受害勞工法律援助團團長傅強等人，表達了和解的意向。經過多次磋商，雙方達成了和解，內容包括：三菱公司向受害中國勞工謝罪，并為他們設立紀念碑，每名受害勞工可獲得10萬元謝罪金。

但是在提出“和解意向”的同時，三菱方面也提出了一個要求：全中國三菱受害勞工要“整體解決”。這意味著不僅山東受害勞工要同意上述和解方案，外省市受害勞工也要認可這個方案。劉煥新們開始了新一輪奔波，期望國內受害勞工及其遺屬認可這個方案。

在得到大家整體解決的共識后，三菱方面于2020年初，把向每一位受害勞工支付的10萬元人民幣謝罪金，打入“歷史·人權·和平基金”中。2020年12月，山東首批受害勞工及其遺屬30人，得到確認并拿到了謝罪金。

時間又過去了兩年。2022年8月13日，山東商報·速豹新聞網記者再次來到濰坊高密，山東受害勞工維權進展通報會當天舉辦，劉煥新通報維權最新進展。據他介紹，全國共有3765名三菱受害勞工應獲謝罪金，截至8月12日已有1200余人經確認獲得了謝罪金。3765名受害勞工中，山東就有1555人（說明：以往公布是1501人，后經幾年的尋找，山東三菱受害勞工人數增加），目前僅有320人確認并領到了謝罪金或者已經完成身份確認正在等待謝罪金發放，目前尚余1200余人尚未取得聯系。

只有經過調查員的確認，并完成賠償申領手續，才能完成謝罪金的兌現。今年60歲的張敏參加了通報會，他告訴記者，他的姥爺是三菱礦業的受害勞工。“我小的時候，姥爺經常說他在日本遭受的非人待遇。我們加入維權十多年了，去年春節謝罪金發下來了，我也在姥爺墳前說了這個事。”79歲的曲連高頭發也都白了，“我岳父當年從青島被擄上船去的日本三菱，到了日本一直在挖礦。他回來是從天津下的船，走回的高密。之后沒多久就去世了，他胃不好，去世時胃是爛的……”每一位勞工的故事都是一部血淚史。

“三菱公司當年提出整體解決是有確認時間限制的，目前距離確認截止時間還有一年多。過了這個確認時間，人家也不會給謝罪金了。我今年79歲了，時間也不多了，還是得呼吁全國的三菱受害勞工及其遺屬抓緊時間確認。”

據悉，“歷史·人權·和平基金”在中國設有“中國人權和平基金會”，其認可的調查員共有9位，其中山東有3位，分別是劉利（劉煥新之子）、張元富、張桂珍。請曾受到三菱礦業侵害的被擄勞工或其遺屬看到本消息后盡快與以上3位確認員取得聯系，不要讓經過艱辛努力才爭取到的維權成果白白流失。

|銘記|

劉連仁經歷將拍成電影 長篇敘事詩也在創作中

“劉連仁是中國近4萬被擄日本受害勞工的縮影，他是戰爭與苦難的見證”“苦難不能忘記，斗爭不能停止”……在8月13日舉辦的山東受害勞工維權進展通報會上，山東商報·速豹新聞網記者了解到，以劉連仁真實經歷為藍本的電影和敘事長詩創作正在進行中，以銘記二戰期間那段不能被忘卻的歷史，警惕日本軍國主義抬頭。

“斗爭不能停止，這段歷史也不能被忘記。”青島千一影業有限公司編導宿云峰說，如今《勞工劉連仁》電影已經立項一年半的時間了，劇本寫了兩版并進行了反復修改，現在處于最后的審批階段。“預計將在一兩個月內審批完成，這也標志著該電影項目即將正式啟動。”他表示，影片有望在明年開春正式開拍。

“挖煤，運煤，風雨/無阻，晝夜不停/不管你手傷，腳傷/不管你痢疾，傷風/‘看你腦袋硬不硬/硬就得上工。’/‘看你眼珠動不動/動就得上工。’……”這是高密作協原副主席、高密詩派研究會首任會長、詩人李丹平以劉連仁真實經歷為藍本所撰寫的長篇敘事詩《北海道山神》初稿的部分內容。

“長篇敘事詩《北海道山神》的創作，開始于電影《勞工劉連仁》的攝制創意，迄今為止已經三年時間了。目前，初稿已經完成，這是我退休后的第一個重要作品，也是獻給抗日戰爭勝利77周年的一份禮物。”

李丹平告訴記者，長詩《北海道山神》共分10章，1000多節，2000多段，16000多行，12.8萬余字，是目前中國最長的漢民族長篇敘事詩。

據介紹，敘事長詩《北海道山神》爭取2024年前完成出版和發表，向2025年抗戰勝利80周年獻禮。

|特寫|

中國受害勞工聯誼會執行會長劉煥新：追債不停止，年輕人也要多做宣傳

劉煥新

距離上次見劉煥新老爺子，又過去了將近兩年時間。每當想起他，兩年前他落淚的畫面總會浮現眼前。上次他說，“我努力了30年，也精疲力盡了”；這次他說，“維權32年，成果不易，心血不能白費；確認得抓緊，我今年79歲了，時間也不多了，我追債不會停止，你們年輕人也要多做宣傳……”

劉煥新說的宣傳，不僅僅是對媒體記者，更是對現場來參加維權通報會的受害勞工遺屬。記者看到本次參加通報會的是一批“新人”，他們也已不年輕，有五十多歲的農民，也有七十多歲的老人。

從1990年開始，劉煥新踏上為二戰時期被日本強擄的中國勞工維權之路，一開始是為父親，后來是為全中國的受害勞工。時光荏苒，32年如白駒過隙，又白了一代人的頭發。

“現在三菱公司受害勞工的和解意愿已經開始兌現，那剩下的三萬多勞工怎么辦？也有其他公司的受害勞工問我，我的答案是：我們還是要繼續‘追債’。’”劉煥新說，下一步，他的夢想就是全面解決受害勞工的權益維護問題。”劉煥新表示，與三菱公司達成的和解為解決這一歷史遺留問題提供了模式，那就是謝罪、紀念、賠償。

“32年來，我曾經69次前往日本，在與當地的律師、有關機構和友好人士溝通中，他們也都認為，參照這一模式去解決其他勞工的問題不是不可能。”

“我已經79歲了，時間不允許了，但受害勞工問題整體解決不能停止。受害勞工的二代、三代，你們也要多做宣傳，讓更多人了解那段歷史，了解中華民族曾經遭受的日本軍國主義帶來的苦難，珍惜當下的和平生活。”

從去年開始，劉煥新之子劉利接力，正式扛起了山東受害勞工維權的大旗。

十六七歲開始，劉利開始幫著父親系統梳理有關資料，參與受害勞工維權，“有時幫著寫一些東西，有時幫著那些聽不太懂方言的人當一下翻譯，一點點地參與進來。”劉利表示。

“原本還想著，就是接了父親的班也能干點自己的活。現在發現，時間根本不允許，就是要全身心地把這個擔子擔起來。”劉利說，根據和解協議，三菱公司為受害勞工支付賠償金的確認期限還有一年多，“今明兩年，我盡量不休息了，全身心參與到受害勞工的調查與確認進程中，為他們爭取應得的權益。”

山東受害勞工聯誼會副會長張桂蘭、秘書長陳丕剛：我們經常會被當作是騙子

張桂蘭

“尋找受害勞工的進程是很艱難的。”作為受害勞工的孫女，山東受害勞工聯誼會副會長張桂蘭主動加入到尋找、調查受害勞工及遺屬的進程中來，她和已經70多歲的老伴開車走遍了山東各地，調查受害勞工的下落和遺屬。

“經我手調查確認的大概有五六個，更多的還是讓人失望的結果。”張桂蘭告訴山東商報·速豹新聞網記者，在自己的調查過程中，有的全村都已經沒人認識受害勞工了，甚至連受害勞工的孫子都無法確認自己的爺爺是誰；有的人會把他們當成騙子，不相信會真的有人為了給自己爺爺輩的親人如此費心費力地理賠；有的找到了確實也是受害勞工的遺屬，但是并非被三菱公司侵害的勞工，只能記錄在案，以待后續聯系。“對于已有的線索，能做的就是反復去調查核實，這個過程很辛苦，但還是要去做。”

“山東受害勞工的名單在我手里，有的是找不到人，連遺屬也找不到，有的是打電話說這個事的時候，被當成騙子。”山東受害勞工聯誼會秘書長陳丕剛說。提起這個事，陳丕剛說好幾次下村去調查的時候，還驚動了當地公安部門。“有的村子合并了，或者連名字也改了，找起來難度挺大。”

“我們經常會被當作是騙子。”陳丕剛說，這次之所以通過媒體公布聯系人和電話，也是為了讓受害勞工及遺屬確認工作人員身份。   

山東受害勞工法律援助團團長傅強：從青絲到白發的堅守

傅強

“山東受害勞工的對日索賠工作，自上世紀90年初至今，已有30多年了。”山東受害勞工法律援助團團長、山東鵬飛律師事務所主任律師傅強表示，縱觀維權歷史，整個進程十分艱辛與不易。“全省各地的律師為著一個共同的目標，為著替受害勞工討公道、維權益而凝聚在一起，擔負起對日索賠工作的歷史重擔。”

據他介紹，起初，法律援助團有30多名律師，有的律師還是毛頭小伙，而如今已兩鬢斑白。傅強在最初接觸劉連仁的案件時30歲出頭，而如今銀發暗生，歲月匆匆，明年也到了退休之年。“這期間，我的父親因年邁多病，多次住院治療。尤其是在2012年，在北京與三菱公司的代表商談三菱受害勞工的索賠事宜時，我實在無法脫身，因此照料父親的重擔，一直都是我的大哥承擔著。父親三年前已去世，現在一回想這些，心中仍隱隱作痛。”傅強說。

在參與山東受害勞工對日索賠的日日夜夜，有一位80后律師，負責三菱公司受害勞工的調查統計工作，由于經常奔波省內各地，就餐休息沒有規律，長此以往，患上了重病，以至于受到家人的責怪。“但他始終認為，這點苦算啥？后來援助團的全體律師，共同給這位年輕律師捐款，在廣大律師同仁的幫助下，這位80后律師的病逐漸痊愈了。”

在索賠過程中，援助團的律師主要工作就是負責受害勞工的調查與統計工作，并登記入冊。由于年代久遠，有些受害勞工對自己當年在日本哪個地方做勞工也記不清了，有的勞工當年回國以后，又改了名字，諸如此類的等等，這些工作看似簡單，但真正統計起來，工作量不小，需要耐心與細心。

◎文/圖 山東商報·速豹新聞網記者 楊芳 鄒元德